副标题：“追觅”膨胀与回收与产业基金的紧缩之年
你问一下大多数的中国人，几乎都不知道“追觅”是家什么公司？甚至有人疑惑，以为这是一家长租公寓的运营商，直到有一天，那是今年5月3日至5日，追觅创始人俞浩在三个白天里发出了两百多条视频，平均不到13分钟一条；多数视频只有15秒，没有剪辑，也没有字幕，他谈小红书，谈全员自媒体，谈世界首富，也谈那个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百万亿美元公司生态”。
手指向下滑，还是俞浩；再刷新，依然是他。
时间来到今年6月，苏州“追觅之家”的一间公寓突然空了出来；住在里面的年轻人刚刚入职一个星期，所在的医美BU就被裁撤了。离开时，房间里配备的追觅扫地机器人甚至还没有拆封，原封不动地留在箱子里。
二个月后的八月下旬，第一财经的记者走进追觅造车项目所在的苏州吴中区某产业园的办公楼，看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9楼超过三分之二的工位已经空了，电脑和办公用品被搬走，椅子叠在墙角，几十个总监在外求职；曾经因为近千人团队而一位难求的地下车库，也空出了大片位置，那辆一度对标布加迪、被寄望于成为“世界上最快汽车”的红色模型车，已经被银灰的车衣罩了起来。
《第一财经》8.22日记录了这个细节。我觉得，它比俞浩三天发布两百多条视频，比“百万亿美元公司”，比手机、汽车、芯片和小行星探索，更能说明追觅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大多数人把这件事理解成一个野心家终于失控了，“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你看终于不行了吧？
一个做扫地机的人，突然要超越苹果、三星、特斯拉做百万亿美元公司，要把公司拆成200多个BU，甚至准备孵化上千家公司。后来舆论爆发、账号禁言、汽车团队收缩，200个BU变回四个事业部，于是业内得到一个很容易传播的结论：
俞浩疯了，变成了贾布斯；“追觅”要成为下一个乐视。
但我不太相信这个结论。
一个清华毕业、从小米生态链边缘做起，最后在欧洲高端清洁电器市场打出自己品牌的人，不太可能不知道同时做汽车、手机、芯片需要多少钱；一个可以把高速数字马达、供应链、海外渠道和品牌定价组织起来的人，也不会天真到真的认为，200个产业都能靠扫地机利润养大。
如果我们只把200个BU理解成野心，就低估了俞浩，也错过了这件事真正值得研究的部分。
追觅真正的故事，不在俞浩的微博里，而在过去几年全国各地政府的基金投决会里。
01
先说一个容易被批评者故意忽略的事实：追觅的主业是真的。
它不是一家完全依靠PPT活着的公司。
从高速数字马达到吸尘器、扫地机器人、洗地机，再到海外高端化，追觅走的是一条很典型、但很难复制的中国制造升级路径：先借小米生态完成冷启动，再脱离代工身份建立自主品牌，然后绕过国内价格战，直接进入欧洲渠道。
2025年全年，追觅扫地机器人按全球销量销量只是排在石头和科沃斯之后；但到2026年一季度，IDC数据显示，它的全球销量份额达到23.7%，销售额份额达到28%，两个口径同时升至第一。供应商也向《财经》表示，在行业备货下滑时，追觅清洁电器仍在正常出货。
所以，追觅的底座并不是泡沫。
不过也恰恰因为扫地机是真的，后面的故事才有人相信。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个拥有清华创始人背景、成熟供应链、海外渠道、全球品牌和真实收入的企业，当然比一个只有实验室技术的陌生创业团队更值得下注。
扫地机给追觅带来的，不只是利润，而是一张可以在全国地方政府面前使用的信用通行证。
俞浩后来做的，是把这张信用通行证切成了200张。
02
过去很多年，中国地方政府招商的基本工具无非几样：土地、税收、补贴、厂房以及行政资源。
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之后，这套玩法越来越难继续。
2024年8月开始实施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明确规定如果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地方政策不能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选择性财政奖励、补贴以及要素获取方面的特殊优惠。
地方政府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随意为某一家企业定制一套只有它能享受的招商政策。
可是，土地财政退潮之后，地方对产业、投资、税收和就业的需求并没有消失。招商任务还在，工具却少了。
于是，政府产业基金逐渐成了新的招商工具。
过去是政府直接给企业补贴，现在变成政府作为LP投资企业；过去的钱支出去就没有了，现在至少在账面上是一项股权资产，将来还可以退出；过去叫政策优惠，现在叫市场化投资；过去企业拿完补贴可能就走，现在基金还可以附带落地、返投、产值和就业条件。
“基金＋链主企业＋产业园”，由此成为很多地方招商的新公式。
它看起来比补贴更市场化，也比银行贷款更有想象力。地方政府获得了产业项目，企业获得了长期资本，基金管理人获得了管理规模。只要项目不断增长，所有人都可以解释成赢家。
俞浩显然是看懂了这套规则。
03
在俞浩接受《晚点》采访时，他说了一段非常关键的话：
追觅相关基金实际募资已经超过200亿元，公司自己出资20%；他们用“遍历”的方式，和全国各地有出资能力、产业链又能匹配的政府都在谈。因为追觅孵化的业务足够宽，所以几乎总能找到适合当地落地的产业。
这几句话，比“百万亿美元公司”重要得多。
它几乎把200个BU背后的商业结构说清楚了。
如果追觅只有扫地机和洗地机，它能谈的城市是有限的；但当货架上同时摆着机器人、大家电、汽车、芯片、储能、智能家居、医疗、服装和餐饮时，几乎每一个地方政府都能从中挑到一项符合本地产业规划和产业导向的东西。
有的地方要智能制造，有的要新能源，有的要消费电子，有的只需要产值、税收和就业。项目不够匹配，就把业务拆开；主体不在当地，就成立一家新的子公司；一个城市装不下，就把研发、生产、销售和结算分别落到不同地方。
200个BU在企业经营体系里，看上去像失控的多元化；但在地方招商体系里，它们更像一排可以随时组合的产业货架。
地方政府需要什么，追觅就从货架上拿出什么。
界面新闻的调查显示，天空工场管理的基金超过24只，注册资本超过250亿元，政府LP认缴占比约六成；部分基金后来形成了地方国资出资80%、追觅系出资20%的结构。
截至2026年5月，与俞浩及相关核心股东直接关联的体外企业达到971家，其中87.5%成立于2025年至2026年前五个月。不同BU会在参与出资的城市设立子公司，以满足当地对产值、税收和就业的不同要求。
这些独立公司还有另外一层作用：风险隔离。
一个项目失败，不必直接拖累追觅清洁电器主体；一个BU融到资金，就可以继续扩张，甚至再孵化更多BU；没有融到钱的，则被替换、合并或者关掉。
我无法证明每一个BU从立项之初，就是为了地方产业基金而设立的。任何人也不应该轻率地下这个结论。
但从BU数量、注册节奏、融资考核、基金结构和跨区域落地方式来看，地方产业基金显然不只是追觅扩张以后偶然找到的钱。它事实上参与塑造了200这个数字，也参与塑造了追觅所谓“无边界”的组织形态。
追觅不是先有200个成熟产业，然后再去寻找资金。
更像是在发现20元能够撬动80元之后，产业梦想开始被批量生产。
俞浩卖给地方政府的，也不是已经建成的200个产业，而是200张带着追觅品牌、供应链、渠道和创始人信用的产业期权。
04
这套结构当然不能被简单说成骗钱。
政府基金招商本来就是很多地方公开使用的政策工具，政府、企业和基金管理人也都有各自的诉求。部分追觅项目已经形成产品、门店和收入，并不是所有BU都停留在PPT阶段。
如果一定要说俞浩在“钻空子”，他钻的也不是某一条黑纸白字的违法漏洞，而是招商考核、财政资金与市场化基金之间的一道制度缝隙。
在这道缝隙里，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资金，追觅提供品牌、供应链、渠道和管理体系；地方得到一个可以写进招商成绩单的产业项目，追觅则把原本应该由总部承担的创业风险，分散给不同城市和不同基金。
在80∶20的结构下，追觅投入20亿元，就可以参与形成100亿元的资金池。它的20亿元不是简单投资出去，而是激活了五倍规模的产业资本。
每增加一个BU，就多一张可以融资的BP；每增加一个产业方向，就多一扇可以敲开的政府大门。
这和新松机器人、比亚迪过去在各地建设产业基地，结构上确实有相似之处：都是用链主企业、产业园和地方资本形成扩张网络。
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个根本区别。
比亚迪带到地方的，通常是已经经过市场验证的汽车、订单、技术和产能。政府资金负责加速复制，工厂建成之后可以较快形成产值、就业和税收。
很多追觅BU则是在产品、市场和商业模式尚未完全得到验证之前，就先成立公司、搭建团队、寻找地方基金。基金不是给成熟产能提速，而是在帮助一种可能性变成产业。
比亚迪复制的是产能。
追觅复制的是可能性。
对前者而言，政府资本是加速器；对后者而言，政府资本可能只是看到空中楼阁。
这就是追觅模式真正危险的地方：它把一种阶段性的政策工具，当成了可以永久复制的生产要素。
05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细节。
2024年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并没有规定政府产业基金只能出资20%或者30%。
它首先收紧的是税收优惠、选择性补贴和特定要素优惠。短期内，这反而会让“资本招商”变得更重要，因为传统招商工具被拿走之后，基金成为地方手里少数还能够使用的工具。
但是，真正开始收紧政府投资基金的，是随后逐步落下来的政策链。
2025年1月发布的国办发〔2025〕1号，已经明确提出“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要求县级政府严格控制新设基金，并鼓励降低或者取消返投要求。
各地随后出台的市场化子基金规则，也开始强调政府资金只是引导资金，不能代替社会资本。广州规定产业发展基金对子基金出资原则上不超过30%，其中部分受托资金不超过20%，且不作为第一大出资人；北京大兴规定原则上不超过30%，也不能成为第一大或并列第一大出资人；济南的产业类参股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出资一般不超过25%。
这不是全国统一的一刀切标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天使和创投基金，政府出资比例仍然可能更高。
但是，对追觅大量依赖的市场化产业子基金而言，只要80∶20越来越难成立，这套算法就已经变了。
过去，追觅出20，地方出80，可以形成100。
如果地方政府最多只能出30%，若仍想维持100的规模，追觅还要另外找到50至60的民间资本。
而市场化资本与地方政府看的不是同一张表。
地方政府可以看产值、就业、招商数量和产业落地；市场投资人首先要问订单、毛利、现金流、公司治理和退出路径。
地方招商体系眼里的“产业丰富”，到了市场资本体系里，可能就是“失控的多元化”。
宏大叙事最怕的不是有人质疑，而是买单的人换了。
2026年6月发布的国办函〔2026〕54号，又进一步提出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县区原则上不得新设；已经有同类基金的，原则上不得再设，并推动存量基金整合。
对于一个需要“遍历”大量地方政府、尤其需要与区县基金反复合作的企业，这不再是一点融资成本上升，而是原有增长模型的底层参数发生了变化。
政策没有禁止企业做梦。
它只是提高了做梦的保证金。
06
俞浩的问题不是没有看到窗口正在关闭。
恰恰相反，《财经》的调查显示，2026年3月，追觅内部已经把获取外部资金称为一个“极端时间窗口”，要求每个BU至少接触20只基金，目标是100只。到5月，内部融资目标已经高到几乎不再像经营指标，而像一次抢在闸门关闭之前的总冲刺。
他很可能比外界更早意识到，地方基金的最后一轮窗口正在消失。
但他的选择不是减速，而是加速。
天空工场成立于2023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在2024年落地；2025年，追觅的体外公司、BU和地方基金合作大幅扩张。也正是在2025年1月，中央关于政府投资基金的第一轮明确警告已经出现。
他就像一个赶晚集的人。
他到达的时候，集市仍然热闹，摊位仍然开着，最后一轮酒也确实倒上了。于是他误以为这是盛宴的开始，迅速叫来更多人、摆出更多货、订下更多桌。
直到灯开始熄灭，他才发现自己赶上的不是开席，而是散席前的最后一轮酒。
聪明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不是看不见规律，而是把阶段性的环境变量，误认为自己的永久能力。
俞浩把基金杠杆的可复制性，理解成了追觅组织能力的可复制性；把地方政府对产业项目的需求，理解成了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把一段政策窗口，理解成了可以无限扩张的商业基础设施。
当基金还在的时候，200个BU是200张产业期权。
当基金退潮以后，它们突然变成了200个需要总部输血的现金窟窿。
过去每增加一个BU，就多一扇能够敲开的政府大门；现在每保留一个BU，就多一份工资、房租、研发费用和供应商账款。
组织没有改变，正负号却在一夜之间翻了过来。
07
所以，追觅后来的收缩，并不只是因为俞浩被禁言，也不只是因为媒体质疑或者Pre-IPO需要整理报表。
这些事件只是把原来藏在结构里的问题突然照亮了。
真正推动剧情转折的，是外部资金制度发生了变化。
《财经》报道称，追觅从2026年6月开始把200多个业务单元收拢到全屋智能清洁、智能家电、智慧出行和AI具身智能四个板块，部分没有真实业务和人员落地的BU被取消，重复业务开始合并，汽车项目也从高调量产转向研究和技术展示。
很难证明某一份政策文件单独导致了追觅收缩，舆论、监管、融资环境、上市计划和公司内部现金流都在共同发挥作用。
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地方政府不再愿意或者不能继续承担80%的资金时，追觅原来的200个BU模型就很难维持。
政策没有戳破俞浩的梦想。
政策只是收走了梦想的信用卡。
08
俞浩当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
如果他愚蠢，就不可能从小米生态链最边缘的位置，做出一个真正进入全球高端市场的清洁电器品牌；如果追觅只是一场骗局，也解释不了那些仍在欧洲、北美和中国货架上被消费者购买的机器。
他甚至不是一个单纯被野心冲昏头脑的人。
他更像一个极其聪明、极其敏锐，却对自己发现的规律过度自信的人。
他看懂了上一轮地方招商的规则：地方缺产业，企业缺资本；政府基金需要链主，链主需要杠杆；地方希望用财政资金换产值、税收和就业，企业希望用少量自有资金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源。
于是，他把一条已经成熟的清洁电器产业链，包装成可以不断复制的产业孵化体系；又把200个BU摆成一排货架，让每一个地方政府都能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故事。
在旧规则里，这是聪明。
在规则收紧以后，这就是杠杆。
俞浩真正输掉的，也许不是某一个BU，不是汽车，不是手机，甚至不是那场百万亿美元的宏大叙事。
他输在太熟悉前面那个正在消失的时代，并把下跌前最后的反弹误认为新的起点。
商业世界里最危险的，从来不是没有规律。
而是把政策当成物理定律，把窗口当成永恒，把拿到资金当成做成产业。
地方政府可以为一个故事支付第一笔钱，但最后决定产业是否成立的，仍然是消费者、订单和现金流。
追觅比许多宏大叙事公司更幸运的地方是——它至少还有一个真正的主业。
楼层空了，扫地机还在转。
丢人的是叙事，活着的是他的主业。
← 返回长文